从一定程度来说，我国早期增长速度快、教育发展快、产业结构调整快，使得那个时期出现大量的机会，人人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即人们获得更好发展机会的同时，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机会。

04任性与贪婪之争的困境 权力和资本都具有极其复杂和多维的特性，但如果加以简化并就其内在的本质属性贴上单一标签，那么可以说权力的本质就是任性，资本的本质就是贪婪。虽然在高增长阶段，这一模式的弊端更为隐晦不明，社会各界的容忍度也相对较高，以至于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口号曾经盛行一时。

[8]参见黄益平、邓峰、沈艳、汪浩：超越‘强监管——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反思，《文化纵横》，2022年4月刊（第2期）。? ●新的左翼激进主义思想。从业务成长来看，阿里巴巴的营收已经从每年50%以上的高增长率下滑到2022财年（2021年二季度——2022年一季度）的19%，利润甚至出现负增长。官员如同守夜人一样，虽消极但却尽职，而企业家则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揭示的那样，虽然追逐一己之私利，但却出乎预料地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1]参见李红升：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基于科技金融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的观察，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244.html。

但是，不论是来自内在还是外在的对贪婪的压制，都只是暂时将贪婪由意识层面放逐到潜意识层面，从而潜伏着理性的意识与非理性的潜意识随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陷入一种困境中。另外，互联网上关于阿里巴巴大规模裁员的传闻不断。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高的进境，不仅要在西方经济学中吸收养分，更要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才能为世界提供更加有益的思想。

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必须首先消除束缚发展的制度，代之以有利于发展的制度。这是从最好的方面理解市场经济。同理，在企业主与职工的对立中，企业主是想尽量压低工资，职工是想尽可能要求高工资，都在谋求个人利得的最大化，但企业主不提高工资，职工可能会流失，企业主不提高工资，职工肯定不会付出更大的努力。而现在的发展经济学，仅从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着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辩证的全面的思维，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只会使发展问题研究的路越走越窄。

张维迎先生承接奥地利学派的衣钵，主张让市场经济自由自在的发展，政府不要插手其间，市场是完美无缺的，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3]是更根本的规定，而利已先利人，如果不是一个伪命题，至少也是一个残缺的命题。

而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们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以林先生的新结构理论来说，比较优势理论的运用没有错，要素禀赋的优配没有错，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没有错，政府的积极干预也许也没有错，但就不能全面地解释发展问题。二 至于林毅夫先生，我对他有更多的敬意，他的理论贡献和严谨，我认为在张维迎先生之上。仅就发展问题的研讨而言，也要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联系市场经济的诸多领域，抽绎出一贯的、普遍性的原理，既能解释经济的增长、发展，又能解释经济的停滞、衰退，还要不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在理论上相悖。

尤其随着苏东体制国家的瓦解，根据新自由主义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试图以休克疗法指点后苏东国家的体制变革和经济增长，结果并不理想，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9]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我们赞赏林毅夫先生的理论探索，我们也肯定林先生的理论推进了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更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

吴敬琏先生的意见发人深省，如果经济学的探索只着意表面现象，而缺乏深入的根本性的认识，确实行之难远。如果市场的逻辑真是利己先利人，那当然好啰，人人都先为别人着想，然后自己的利益就能得到实现，那将是到处莺歌燕舞，一片和谐景象，确实不需要什么政府插手其间。

这个过程也是探索性的、挑战性的，既会给我们带来瞑思与苦行，又会给我们带来享受与喜悦。又如某企业主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使大量员工失业，他到底是在运用市场的逻辑还是强盗的逻辑呢？如果按照张先生的市场的逻辑-利己先利人，他不应该辞退职工，而应把员工养起来，徐图良策，以便东山再起。

林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依托比较优势理论，论证要素禀赋如何在各种条件下实现更好的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持续的增长。这就出来了一个疑问：这么多的发展理论，到底哪一个理论掌握了发展问题的要钥？或许有人会说，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就解答了这个问题，它是东亚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不过，西方经济学经营了数百年，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广受接纳的方法，这些特别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中。1、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有多大的适用性。如果他断然把员工辞退，甚至因财务问题不补发拖欠的工资，这算不算强盗的逻辑？再如股民们出于逐利的目的，在股市中追涨杀跌，甚至形成股市泡沫，让广大股民亏损严重，有些几至倾家荡产，这难道也能用强盗的逻辑解释吗？还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企业主愈来愈多地用机器人取代劳动者，形成愈来愈多的失业人口，这肯定不能归之为强盗的逻辑吧……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纯粹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也没有政府行为的插手，却形成了社会的问题或灾难。许成钢先生若坚执制度创新之说，虽于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放眼世界，仅得制度学派之牙慧。

张维迎先生认为：金融危机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所致，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自发调节。当然，我们对林先生的诘难，同样也应该用在斯蒂格利茨和许成钢先生的身上。

针对林先生所推崇的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斯蒂格利茨特别说到：发展经济学家可能会高度赞扬东亚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本质上，导致这些国家成功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口总量的增加，而是它们出口某些具有独特高学习水平特征的产品，所以其他追求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只出口并不具有这种学习优势的商品的国家就会很难成功。政府实施的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可以减轻失业的痛苦。

所以我们在市场交换中看到那么多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短斤少两、乱排乱放……诚然，在市场经济的行为中我们会看到张先生所说的那些情况：生产者为了获取利润为社会提供好产品，企业家为让职工卖力而提高工资福利……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每个交换中人都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每个人都谋求个人利得的最大化，交换者双方必然是对立(这种对立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包含有同一的含义)的，双方锱铢必较、讨价还价、吹毛求疵，在这样的对立中迫使生产者不得不提供好产品，否则他将破产。[6]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犹如盲人摸象，各自都认为道出了发展问题的真象，其实只是局部，而不能得窥全豹。林先生书中的主要论点招致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林先生对这些批评也作了回应，有些回答是很精妙的，[10]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斯蒂格利茨认为学习型社会对于增长问题比要素禀赋更重要。看上去在逻辑上似乎是完整的。我们甚至承认，在推动物质文明进步中，市场经济比政府行为更有效更有力，但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何况人类社会除了物质进步还有其他。

我们也承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时会失范，有时会越位，有时甚至揠苗助长……这只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不能成为否定政府行为的口实。林张二人都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西方接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洗礼，都谙熟于西方经济理论，都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情况极为熟悉，都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贡献过自己的智慧，都对彼此的思想非常了解……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如此的大相径庭、针锋相对，几至于水火不容的境地？再来回味两人的辩论，每个人都是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事实证据信手拈来，无不切合，直有举重若轻的大师风范，引来众多旁观者频频颔首，却又无所适从。

就此而言，这一次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其一，这一次论战各方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直指其人其事，是多年来中国理论界(不只是经济学界)难得一见的盛事，这对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术自由是有大功德的。在此之后，贫富分化更为明显，经济危机也有加密加剧的趋势，直至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其实，细究起来，林张二人的争执，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关及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或者换句话说，是什么主导着中国经济甚或世界经济，或者用更学术化的话说，什么是经济学的核心？这就是经济学的大文章了。发展和增长问题一度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崩坏，相较于经济发达的前殖民地宗主国，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显得特别突出，于是出现了许多关于发展的理论，联合国相关组织也作出了持续的努力，要帮助这些落后国家(通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或腾飞。

这两个最是不是贴切，我们暂不评价，还是先直奔他的主题：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说到经济学的核心，有一个绕不开的中国人，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杨小凯先生，杨先生生前以他首创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而闻名遐迩，两次获致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的提名，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否定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而提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学的核心，并用之以解释一切经济行为。林张二人对此不可能不理解，林张二人争执的真正关键是：什么是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主导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林张二人作出了彼此不同的回答。对上文中提到的经济学家我都抱持敬意，他们一直在经济学的领域中进行探索，为人类贡献新的观点，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或许越来越接近经济学的核心。

并且还有令人皱眉之事-一场学术争论，却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龃龉，兼带有人身攻击之嫌。3、划地为牢的发展经济学 我们上面说到发展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自发展经济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表面上看发展问题得到更多的重视，其实是划地为牢，限制了发展问题的全面的深入的探讨。

[7] 我们这里用也许这样的字符，是因为篇幅所限，还不能作严格的证明，只是指出一大的趋势。正是有这些社会罪恶的存在，人类才发明了政府这种组织形式，来防范、遏制这些社会之恶。

斯蒂格利茨的学习型社会覆盖全领域，更有以其为核心之嫌……我们的主张是以个人利得最大化引领经济学的研究，它在商品货币关系中产生，到市场经济时期达到极至，它引致私有产权的强化和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普遍化，以之解释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或能一以贯之(详见拙著《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然而几十年下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乏善可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还拉大了。